79年前的8月7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汉口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并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这个论断是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并非多少年来我们所宣传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值得拼命宣扬，因为它是血腥的。它以“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牺牲，山河的破碎，黎民百姓的苦难，经济的凋敝，生产力的下滑，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只是造就了特定权益集团的福祗，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帮助他们在血泊和白骨之上建立了这样一个，那样一个强权的国家。而为了维持这种新的存在，通常他们会沿用以暴力夺取政权的那一幕，仍然用暴力和专政工具来代替民主，甚而践踏人权。因此，在那样的国度里，人民将不会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享受那太阳的灿烂光辉。

考察社会发展史，在历史的江山代谢中，使用武力，最后达到目的的特定集团数不胜数。但是，它都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国家、地区和特定的民族；即相对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时代，经济凋敝，人民愚昧，生活困苦的国家和地区，部族林立，教派纷争，神权至上的民族。因为上述的方方面面，其基本特征是：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及生产力水平都处于落后、封闭的状态，不能依靠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来充分显示人的价值，张扬人固有的权利，并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让适合于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民生需要的政治集团和领袖在民选中产生，以组成国家的管理框架。并在财团，舆论、民众的不断监督中，为不形成垄断和世袭的权利而合理轮换。既然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他们就只能依赖武力，靠手中掌握的权力来攫取财富，平息反抗，维持特殊身份和地位，以稳固地高踞于平民百姓之上。假如这种环境下的、新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要想攫取权利，获得最大的利益，也只有依靠暴力，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凭借血腥手段来达到目的。

一部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基本上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实现这一分分合合规律的动力便是改朝换代的战争。一个旧的统治集团腐朽了，但他又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交出权利，新的崛起的生力集团就只有依靠武力来强行夺权。而这一过程，就是流血成河的过程。所以元代诗人张养浩要兴叹：“伤心秦汉径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S226;潼关怀古》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民主推举新的国家元首的制度和实践。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这一民主制度的最早体现。至于后世的司马氏的西晋替代曹魏，王莽的新朝承接西汉，溥仪退位交权于打着共和旗号的袁世凯，那都实际以强权和武力为后盾，还要猫哭老鼠，假惺惺地演出一出禅让的闹剧来，以掩人耳目而已。好在这种权利交接，缩小了流血和毁灭的范围，不至于给国家和黎民百姓带来太大的灾难罢了。

1959年，中苏两大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症结之一是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有自己的考虑和看法，不愿意看到它的副作用，影响到中国的党。症结之二是，两党对新时代如何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所谓的解放全人类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存在着分歧。中方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苏联和西欧的党则明智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正处在发达阶段，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列宁笔下的资本主义这一现实，而力主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由是中国认为以前苏共为首的西方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修正主义。一意力行武装斗争的宗旨不变。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便不适当地支援柬埔寨（不包括支持西哈怒克，反对美国和其在柬埔寨的代理人的时期），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共产党反对该国政府的武装斗争，甚至派出下级军官去参战，指挥。孰料想，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东南亚的各国政府在和西欧、美国联合、贸易，经济往来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理论，逐步使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不断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中，化解与弱化了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准，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因而，上述三国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不为该国大多数人民所接受和选择，丛林中的武装斗争失去了民心和人力资源，勉强维持到八十年代初，就因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瓦解了。而一度时期，由于这种介入，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心存芥蒂，大大影响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威信和号召力。

综观西方，自克仑威尔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虽然法兰西经历了几个共和国的演进过程，可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定性以后，以英法为代表的整个西欧国家，除了涉及到重新瓜分世界权利的利害关系，以民族矛盾和国家冲突为主要表现的两次世界大战而外，再也没有发生本国间各政治集团为取得政权而导致流血冲突的战争。政党，政治经济集团间的权力更替，完全依靠各自在选民中的印象，号召力，执政能力和建树能力，虽然不排除大资本财团影响选举结果的可能。但政权的交替完全摒弃了流血和战争。也就不再存在民生凋敝，生命财产大量毁灭的可能，因而，飞速地增长了自己的综合国力。美国亦然，除了独立战争和废奴，寻求人权平等的南北战争，再也没有发生本国间流血的权利斗争，又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营造了国家发展的最好环境和时机，终于崛起为世界最强大富有的国家。

但是，亚非拉部分地区和国家，其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仍然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条，为着各自的集团利益，部族利益，教派利益，不是团结起来，齐心合力，发展生产，改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部分，致力于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指导下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自由、相对公平的竞争中取得民众的信任，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以促进本民族的长足发展。而只是依靠阴谋和血腥手段来争权夺利。其结果，国家没有富强，人民没有安宁，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反而造成国家和民族的分裂，长期的内战，经济发展的呆滞，人民生活水准的持续下降。前南斯拉夫，中东非一些地区和国家，中东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地区，阿富汗，斯里兰卡，等等就是这样的代表。

因为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就使得到政权以后的政治集团，为了防止旧势力复辟，新的对立集团出现，重演夺权的闹剧，而时刻处于不安和警觉之中。把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本民族发展的根本大局，国家的富强和昌盛的事业上，而是放在专政，或换言之的阶级斗争上。于是，外交摩擦，内部整肃，以不断的政治运动，借斗争的手段排除异己，网络亲信，就成了新政治的主要内容。直接的后果就是这种政治，不断地衍生着阴谋企图、权利斗争、勾心斗角、宗派纷争，使流血的战争，延伸为不流血的战争。这就是新中国权利斗争不断，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再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与“四人帮”，而使新中国经济长期滞后不前，科学文化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准长期得不到提高的政治历史原因。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大政，从致力于阶级斗争和专政，向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事业上来的根本转变，和领袖终生制的取消以及领导层定时退休制度的确立，那种滋生阴谋和权利斗争的土壤不再存在，国家自然步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会持续的长治久安。如果能真正消除贪污腐败，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和不平，缩小贫富的差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行民主政治和社会法制，建设和谐社会，那中国会获得长久的和平，快速的进步，和持续的繁荣。

以武力做后盾，争权夺利的落后时代毕竟过去了。再笃信那样的真理，不致力于以伟大的学说，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的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使他们获得安宁和幸福。就会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对立面，就会像东欧和前苏联一样，保不住政权。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自圆其说，其实质只有一条，人民唾弃了他，人民选择了自由、民主，和平、安宁和属于自己的人权和幸福，而不是其他。

（本站声明：以上文章和观点仅供学术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