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节俭皇帝，为何却遭人唾弃？

在人们印象中，古代皇帝大都是挥金如土、极尽铺张豪华奢侈之能事的。但确实也有不少以提倡节俭出名的皇帝，比如西汉文帝、东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等等。如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中，没有建造过新的宫室和皇家园林，没有制做过新车、新衣。他也曾经想建一个露台，甚至把工匠们都已经找来了。可是，做了预算一看，要用百金。文帝感叹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家产的总和了啊。我奉先帝的宗庙宫室，常常害怕让它蒙羞，如今怎么能造新台呢？”露台终于还是没有动工。为了做好天下人节俭敦朴的表率，他自己坚决不穿昂贵的衣服；他宠幸的慎夫人，不穿曳地的长裙；甚至连宫室内所有的帷帐，都没有刺绣。古代所有的帝王都极为重视自己的陵墓，惟恐不能生前的繁华带到另一世界。可是即使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文帝也以节俭为度。他一反古人起坟丘的传统，采取了穿山为陵、减少人工的方法，而且不用金、银、铜、锡制作随葬品。虽然霸陵仍旧雄伟壮丽，但与秦始皇陵以及后代帝王的陵墓相比，文帝对自己实在是“小气”得多了。隋朝建立以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下令各州县开展户口大搜查，竟然新查出了一百六十四万多口过去没有登记在册的成年壮丁来。按照每个成人应当缴纳的赋税，就靠着这一百六十四万多口人，隋朝轻易地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从此各州向中央输送财物，每年从河南的潼关、河北的蒲坂开始，运送财物的队伍一队接一队，昼夜不停，这种景观达数月之久。与这种搜刮财富的精明不太相称的是，隋文帝杨坚本性就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据说他他的乘舆和所用诸物，都是破了补、补了用的。如果没有举行宴会的话，他甚至每天只吃一次肉。宫内宫女们的衣服，也都是洗了再洗。有一次，宫里要合一剂止泻药，需要一两胡粉，遍求宫内都没有找到。还有一次，皇后想赐给柱国刘嵩的夫人一条毛领，宫里居然连多余的一条备货也没有。杨坚还曾经禁止过正月十五的百姓观灯，就是因为觉得这项活动太过糜费了。明太祖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祖本人在农村长大，过过苦日子，所以自己的生活是比较朴素的。因此他格外痛恨官吏的贪污腐化，用重刑重典惩罚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官吏。只要是查出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一律处死，还要剥下人皮，填上草，做成人皮袋，挂在下任官吏的官位边上，以示警诫。一次，太祖派人去看看退了休的吏部尚书吴琳在家干什么？这人也不声张，悄悄一个人来到吴府附近观察。吴府里静悄悄的，没有动静，府第外面的水田里倒有几个人在种稻。使臣走到水田边上，问一个坐着小凳拔秧的老人：“这地方有一个吴尚书，不知道他在不在家？”老人搓搓手上的泥水，回答说：“我就是”。吏部尚书尚且自己种田，其余官吏就更不敢稍事奢侈了。所以当时的地方上，百姓都穿细布、土布，不是大官不敢穿丝绸的衣服，不是受到朝廷册封的妇女，不敢穿束带的长衫，家里都没有豪华的家具。要是请客下贴子，名单也就写在一张纸上，大家轮流传看。生活俭朴成为了明初的社会风气，这与明太祖的提倡与惩贪是分不开的。

一般开国之初的皇帝，不仅自己生活方面注意节俭，同时也注意薄赋减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汉文帝、唐太宗、明太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也有一些节俭皇帝的行为，却留下了千古骂名。　　

大明帝国的崇祯也是个节俭皇帝，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３０万两银子，大约只够皇宫一个月的支出。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７．５石，约折价１０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６１石，还不到１００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１６４５年，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１００万两银子的军需。１００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４０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３７００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１００万而丢掉了３７００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帐，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１０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１万两。崇祯认为１万两委实太少了些，你至少得２万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５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５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３千两，余下的２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正是节俭天子崇祯！１６４４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清朝道光皇帝在位共30年，1850年病故于圆明园的慎德堂，谥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宣宗”，葬于清慕陵。道光登基后，雄心勃勃，也曾效仿其先辈，勤力朝政，意图振兴祖业。平心而论，道光是清代最为节俭、清素的皇帝，其人对奢侈嗤之以鼻，且大力整饬，终身以酒色自戒，他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十两银子，于是作罢。他问老曹的朝服是多少钱补的，老曹说是7钱银子，道光顿时感叹说自己的裤子补丁花了四十两银子，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捣鬼。这比起他的祖父乾隆真不知强出多少！道光这个节俭皇帝，可以说是清代，甚至有史以来最小气的皇帝。他穿衣一向都不求华美，甚至倡导破衣缝补后继续穿，所以他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大臣也纷纷效仿。一次召见军机大臣。看见曹振镛套裤上有补辍痕迹。就问“你的套裤也有补丁？”，曹答：“换一件新的，要花不少钱，所以，打个补丁还能接着穿”，道光很高兴，来了兴致，又问：“你打块补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没想到皇上会问这等细节问题，愣了半天才回说：“三钱银子”（估计曹振镛未必知道，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道光一听，却认真说：“你们宫外价钱实在便宜，宫内补这样一个补丁要花5两银子呢”。看看，作为日理万机的皇帝，连缝补的事情都了解这么清楚，可见他无处不考虑省钱。就连他最宠爱的儿子奕訢娶福晋，不但不赏赐珍珠项圈，还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婚宴。一切都是为了给国家节俭用度。但是，此时的大清已由盛转衰、渐露败象。官吏贪腐，欺压良善，内地与边疆的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外国列强乘虚而入，以鸦片为先导，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的双重侵略。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道光表现了一个封建君主的复杂性格与令人难以捉摸的处事方式。他重用林则徐，厉行禁烟，但当英军炮舰停泊在离京师几百里之外的白河时，他又退缩、妥协，把林则徐发配到了新疆伊犁；特别是那百年国耻的《南京条约》的签署，更说明这一点。也正是割让香港这桩令世代华夏儿女汗颜的恨事，把道光皇帝永远地推上了千百民族罪人的可耻可悲地位。道光帝一生标榜节俭，因此，他的陵寝裁撤了很多建筑如华表，石像，方城，明楼，二柱门，三座门等，同时，慕陵还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据说，丢掉疆土的皇帝不能修建此碑，道光皇帝签订了南京条约，因此就不能建这座碑亭了。可叹的是，1842年《南京条约》一次就赔偿英国人 2100万，这又够吃多少回冰糖肘子的呢？道光这个人是一个巨大矛盾，其实他是一个想励精图治的皇帝。道光上台，就觉得事情不妙，朝风颓败，民风颓败，道光力图重整朝纲，道光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今天我们说的“四菜一汤”道光可能是起源之一，道光当时说“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近代以来，穿带补丁的裤子的皇帝道光也是第一人。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当《中英南京条约》签约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他很难受，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仅为一己之安，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可道光皇帝并没有认识到败在哪里，他上台时，拼命想有所作为，结果最后败了，直到去世，一直郁郁寡欢。道光的吝财和节俭有时差点误了大事：林则徐大刀阔斧逼迫义律交出鸦片的时，承诺一箱鸦片可以给英商五斤茶叶补偿，结果最终总共收缴鸦片20200箱，价值800万两白银，所需茶叶十余万斤，道光顿时觉得心疼，哼哼唧唧地不答复，林则徐只好和邓廷桢等上奏说：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意思就是不会占用皇帝派到海关揩油得来的收益，道光这才放了心。道光的裤子破了是要拿去补的，可是他却不知道宫里给他补一条就要花费一千两白银！于是道光时常穿着带有价值数千两白银的补丁的裤子上朝，与大臣们议事；文武百官们也纷纷效仿，竞相找出些破旧的朝服来穿，也在自己裤子上缝些五颜六色的补丁来上朝议事，以示自己生活俭朴和为政清廉。结果，节俭勤政尽成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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