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避世和狂人的候补。  
 
    孔庆东先生在《正说鲁迅》中说到《狂人日记》前面用文言文写的小序，说这在结构上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说明狂人并不是胜利者，狂人并没有胜利，狂人最后是失败了。”孔先生就此打住，并没有展开来说下去，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与痴想，于是找来《狂人日记》把前面的序认真地看了看。

　　这是一个字数在250左右的小序，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正如孔庆东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序。狂人，当他是狂人的时候他看社会、看历史是深刻、准确、尖锐的，当他醒来后却“赴某地候补”，与在他作为狂人时所憎恶所痛斥的社会同流合污了。是社会的同化力量太大，还是战斗者的意志太薄弱和太过世故？其实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就鲁迅自己而言，对这个污浊的社会能够改造好他是心存疑虑的。还是在1912年的时候，他来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那时他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后来他又搬去会馆旁边的一个叫补树书屋的地方住。那书屋的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据说在那树上曾吊死过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别人不愿意住的地方，而鲁迅却觉得这是一个好去处，因为住在这里可以避开市井的喧闹，安心地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一个人住什么地方当然不可以牵强地说是有什么象征意义的，但一个人喜欢住什么地方却是与他的性格、心境有关系的。苏东坡说“食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就是一个地表白。鲁迅喜欢住在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多少表明他的执拗性格。社会太恐怖了，他是在与这个恐怖的社会较着劲呢。社会的问题太多，维持这个问题多多的社会的力量又太复杂太强大，抗争不会有什么结果。鲁迅是颇感失望的，既然这样，那何不去管自觅得一份逍遥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是有着一个避世心态的。

　　管自逍遥的鲁迅平时抄抄佛经，研究研究古碑拓片，虽是无聊却也自在。然而昔日日本留学的同学钱玄同去了，他搅乱了鲁迅表面平静内心痛苦的生活。他是去请鲁迅给《新青年》写稿的。可鲁迅并不想参与进去，他把社会比做无门无窗的铁屋子，说里面的人都在“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铁屋子是摧毁不了的，昏睡的人愿意昏睡，何必去做那无用的努力？可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正是这“希望”使鲁迅愿意去做些呐喊的工作。于是他写了《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一吐胸中块垒。可也只是一时的痛快，对社会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鲁迅又不能不安排在狂人醒了后让他和所有人一样迅速地融入到社会中去。于是他让醒了的狂人去做“候补”了。鲁迅后来还写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他说这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社会反常的时候，娜拉们不会有一个好和生存环境，狂人们再尖锐，再痛斥，对社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面对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社会鲁迅只有无奈，他当初的选择避世也实在是无奈的痛苦之举。

　　对人的失望也是鲁迅避世的一个原因。鲁迅写过一篇叫做《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的文章。比照来说，那里面的聪明人可以看成是清醒后的狂人，而傻子就十足是发狂时候的狂人。社会上全都是些“聪明人”，这个社会还怎么改造？对人的失望也是鲁迅避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是个铁屋子，人们在昏睡着，有几个狂人在呐喊，可狂人中有些还会在清醒后变成“聪明人”去做“候补”的，鲁迅的痛苦可想而知，鲁迅的避世也可理解。

　　但最终鲁迅还是去呐喊了，他是带着钱玄同所说的希望，也带着满腹的怀疑去呐喊的。他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和战友们的努力会胜利，他一边呐喊着，一边怀疑着，就是这样，使鲁迅成了一个总是心揣怀疑的人，也使他显出了与众人的不一样。他说“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也没想过要做这样的英雄，这是他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认识的结果。

    至此我们知道了，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明知自己的努力很难有期望的结果，可是他最终没有把避世进行到底，而是去认认真真地做着呐喊的工作了。他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就是这样地一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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