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中国女性一直都是作为历史的盲点。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女性自身被抹杀了，并且这种抹杀本身也被掩盖住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不指向任何的所指，又可任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

　　中国女性的解放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是西方妇女为自己的参政权而掀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的时候。然而，中国的国土上其实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沿着历史的脉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跨入20世纪后，几乎每次社会的革命都要带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辛亥革命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亦是如此。从“禁缠足，禁纳妾”到“兴女教，设女学”、实行一夫一妻制，乃至女子社团和女子报刊的相继涌现。中国女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反叛了封建时期的桎梏，在一些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获得了少许实际意义的解放。

　　然而，女性拥有的权利在增加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么一点：这些女性解放运动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它只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自身不是目的，女性解放只是一种标志，一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标志，一种反封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是围绕男权中心来给予女性新时期的价值再定义。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女性运动的领导人也大多是男性，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是上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个时期的女性尤其是革命女性都是以这些男性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女性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衡量自己的解放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她们太专注于社会进步的里程，太自觉地将自己的解放纳入社会历史的轨迹之中，导致她们很难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认真反思一下自身。她们用男性的眼光看待自己，从而没有认识自身自然存在的特殊性，没有发现这个社会已经百她们变成了没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对象性存在！

　　所谓的新女性妇女，从封闭了几千年的家庭模式，一下子就越进与革命男性一样拯救民族的巨大跨度中。没有先例可循的中国女性将男性做为了自身的榜样，从而进入一个"女扮男装"的误区。激进女性代表：秋瑾、张竹君、吕碧城等都一反女装"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的女装形象，而以一种全盘男性化、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如当时著名的女性革命家秋瑾的形象：头带牙舌帽、身着西服、手持文明杖、俨然是男性的翻板。

　　而在解放以后，当社会都认为女性已经骄傲地撑起了半边天的时候，却不知这种男女的“平等”更是以女性忽略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为前提的。是一种女性向男性转变的“雄化”，是女性意识的更彻底的丧失。

　　再让我们追溯到中国远古时期的女性性别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形象的女娲：头带冠帽，身着宽袍，下体是蛇形图腾。一个因笼统的服饰而缺乏性征的女神形象，她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生灵的敬畏，对生命的崇拜，而女性则作为创造生命和保护（哺育）生命的双重责任的肩负者而受人尊敬。那时的女性是世界的主体，因对生命的孕育而体现出应有的勇气、力量和智慧，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形象，一个女人。

　　但是，当与自然和社会的抗争中，占绝对优势的男性的体魄和力量打碎了原来的母系社会，伴随着父系社会的取而代之，接踵而来的漫长的“女奴”时代也取代了“女神”形象的崇拜。在女奴时代，前者发展成“女祸”论，如媚惑商纣的苏达妃；后者则延续了“女神”论，如超脱凡尘俗世的洛神。但无论是苏达妃还是洛神女，其女性本质都已被代表父权制的男性眼光歪曲，是男性心理双重矛盾的体现。

　　一方面，“性”魅力的诱惑让男人恐惧。于是要求女性遵循三从四德，相父教子，因而在女性服饰上对其进行摸杀性差异的束缚。如春秋战国的长袖曲裾衣，秦朝的蚕服，汉朝的袍服，魏晋南北朝的襦衣複褥等等，都是用宽袍、大袖、阔裤将女性从上到下严实而呆板地包裹起来。而另一方面，男性又对做为“被看对象”或“寄情对象”的女性，抱有最原始的欲望和天真的幻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腰间的丝织束带，可以衬托出女性有别于男性的身体曲线。这种起伏的曲线也在对抄的颈口、与前胸连为一片的宽大的袖笼和由腰及靴的直统袍裙的掩蔽下减到了最小。

　　其实，无论是中国古代妇女穿着最大胆、最无禁忌的唐朝，还是这之后女性被限制束胸、裹脚的宋、明、清时期，这种环肥燕瘦的审美标准始终是以男性的眼光来判断和界定的。回顾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女性从未真正的以自己女性的眼光来衡量自己，也缺乏对自身特殊的女性气质的认识。无论是潘金莲还是林黛玉，她们为自己争取作为女性权利的时候所遭受的压迫与最后的悲惨命运，都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抗争命运：无论是争取生物性上的权利（潘金莲），还是争取社会性上的权利（林黛玉），都注定要被父权势力所打压下去。

　　正如李小江在《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中所写到的：女人，似乎只是一个悠远而美丽的传说。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

　　当女性为自身争取应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环境、文化教育等个方面的平等利益时，我们不该忽略我们自身的女性气质。纵观整个中国的女性史，女性的气质一直都是被男性建构、命题的对象。要想真正取得自身的独立存在，取得主体性的地位。那么，女性意识的觉醒绝不能是单纯的抗争，而是要从自身挖掘存在于我们身上的那些特殊而神秘的女性气质。而这一过程必须是坚决得依靠女性自身的寻找，而不是再被男性欲望话语所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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